儒家经典《礼记·礼运·大同篇》曾经给我们描述这样的一个世界。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”同样，我们创作电影《天下无丐》的初衷和想法，就是要向世人传达这么一个关于乞丐的理想社会。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能给乞丐带去一点点关注，给社会带来一点点裨益，给政府带去一些思考。这也就是我们以此片作为公益片的目的所在。 

儒家学者在两千多年前就通过《礼运·大同篇》向后人描绘和倡议“大同世界”的理想。以致于后世的两千多年里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为之前赴后继的奋斗。“大同世界”成了统治者和学者的治世理念。虽然最终没有实现这么一个理想化的“大同世界”。但是它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却是不能抹杀和忽视的。它督促开明君主不忘世间疾苦，见贤思齐、以仁义治理天下，它教导臣民诚实守信、团结互助、尊老爱幼。 

从古至今，多少人类伟大的思想家都在为我们描绘一个理想世界，并且后人为之努力求索。释迦牟尼为世人描绘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。耶稣为人间描绘美丽的天堂。马克思为我们描绘共产主义社会。其中的倡导最终实现与否、正确与否，我们姑且不谈，但是它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注入了多么崇高的信仰。让后人为之孜孜不倦、虔诚笃信的去奋斗的意义而言。它们无疑是具有巨大贡献价值的。如果没有释迦牟尼的佛教思想，那些在尘世中受了苦难的人，何处寻求依托？如果没有耶稣的基督精神，那些受压迫的百姓，去哪里寻找解脱？如果没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，我们中国又何以得到解放？世界的无产阶级又去哪里寻找信仰？ 

我们《天下无丐》的大同理想就是让乞丐通过正规化、企业化管理，文明行乞，继而提高自身的修养，自食其力、自力更生、自主创业、乐观向上，再加上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民众的行动关注。最终建立一个没有乞丐的和谐社会。辩证法告诉我们，事物的发展由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才能发展。通过乞丐的自我改革，完成内部改造是内因。但是外因主要就需要社会公民的共同努力了。《论语·子张》有言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民散多是因为上失其道。但是得其情，则应哀矜，而不能窃喜。政府知道人民流离失所就首先应该哀矜，然后关注，再付出行动去治理。切不能，视之不理，转向亭台歌榭把酒言欢。《史记》中曾记载秦始皇“忧恤黔首，朝夕不懈。”连这样的“暴君”都能体恤民生，不敢懈怠。更何况当今我们社会主义红旗下的政府呢？难道不应该更怀有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去对待那些流离失所的乞丐吗？ 

我们不敢奢望我们的电影能够带来多少影响，能够唤醒多少良知，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功绩。正如每个伟大理想的发起者一样。他们没想过他们的举动会否使他们成为伟人。但我相信，人因梦想而伟大。我们这些微不足道草根电影人，所力所能及的也只是通过影片来传达思想，之后号召大家关注社会问题而已。让我们的社会多一些人道关怀。让我们的国家多一些温情。让我们的民族多一些幸福。让我们身边少一分疾苦，少一分孤独，少一分寒冷。为这些理想。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